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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到底是些什么人，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東林黨在《中國歷史大辭典》中的解釋是：“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團體。萬歷中，無錫人顧憲成革職還鄉(xiāng)，與同鄉(xiāng)高攀龍及武進人錢一本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評論時政。不少朝臣遙相應和，失意士大夫聞風趨附。時人謂之東林黨?！?/p>

然而，不少人對這個解釋提出了質(zhì)疑，認為這個解釋過于浮泛?！皶r人”究竟是哪些人，是“東林黨人”自己，還是反對“東林黨”的那些人？

如果檢索創(chuàng)辦東林書院的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人的文集，根本找不到他們自稱東林書院及其同人為“東林黨”的文字。既然顧憲成等并不自稱為“東林黨”，那么，“東林黨”必是政敵對東林書院的誣稱。事實就是如此。

東林書院名聞大江南北的講會，并不是為了議論政治，而是議論儒學。《東林會約》規(guī)定：“每會推一人為主，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完畢，更端呈請，不必摻亂。”

上圖顧憲成

與這種院規(guī)相呼應的是，顧憲成嚴格規(guī)定不得過問政治，不得“評有司短長”，“議鄉(xiāng)井曲直”。顧憲成去世后，主持書院的高攀龍依然保持這一傳統(tǒng)。天啟初，高攀龍出山赴京，書院事務由吳覲華主持，吳遵守顧高的既定方針，重申東林書院的院規(guī)：“自今談經(jīng)論道以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談，有問不答，一味勤修講學”；“會中一切是非曲直，囂陵垢淬之言，不以聞此席，至于飛書揭帖說單訴辯之類，不以入此門”。

上圖高攀龍塑像

由于萬歷年間，官僚隊伍中你爭我奪，競爭趨于白熱化。當時人喜歡以官僚的籍貫來區(qū)別派系，如浙黨、昆黨、宣黨、秦黨、楚黨、齊黨之類。這里的黨，并非政黨。政黨起源于近代，如17世紀英國的輝格黨便是現(xiàn)代政黨的雛形；中國政黨的雛形是19世紀末的興中會，此前并無政黨。明史上的黨，是朋黨的黨，而非政黨。

因為受李三才在政爭中的牽連，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李三才與顧憲成聯(lián)系起來一并誣稱為“東林黨”。始作俑者徐兆魁之流聲稱“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zhí)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

徐兆魁之流動輒詆誣對立面為“黨”的做法，令人不滿，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上疏呼吁“保護善脈”：“魏徵曰：自古上書卒多激切，即似訕謗，惟評其可否。忠臣告君如此，上書天子不嫌訕謗。今一閣部書，便‘遙制國是’彈射不休矣。嗚呼，范滂、李膺（東漢遭黨錮之禍的清流名士）可對獄吏，司馬諸賢（司馬光等“元祐黨人”）可榜朝堂。自古正不勝邪，寡不敵眾，往往皆是，今何足怪！”

最近十年，網(wǎng)絡史學界最大的歷史發(fā)明就是將東林黨變成了所謂文官集團，而閹黨成了星辰大海的代言人。這種觀點影響之大就連常常以內(nèi)亞視角解讀中國歷史的某法醫(yī)出身的歷史博士也未能免俗。

但是歷史事實是所謂“東林黨”根本不能等于文官集團畫等號，而且歷史上也從不存在著齊心一致對抗中央皇權的“文官集團”。

因為中國自秦以后不是察舉制就是科舉制，而科舉制中坐師于門生的關系又和東漢察舉制幾乎“無以異也”。而這就導致了朝廷之中會存在著多個以師生同門關系和鄉(xiāng)黨親緣為紐帶的一個個小圈子，這種情況在現(xiàn)代社會，尤其是實行代議制的大國也是普遍存在情況。因此如果說企圖讓政治生活中做到全國一盤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古今中外，政治家之間的黨同伐異、恩牛怨李可以說是從來沒停止過，而君王或最高權力掌握者利用這種相互傾軋來坐收漁人之利，加強自己手中的權力也是司空見慣，所以說將情況復雜的晚明敗局一概歸于“黨爭”，乃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結論。

其次，所謂“東林黨”的概念很寬泛，事實上東林黨如果作為一個派系其影響最大的應該是明神宗萬歷后期，短暫的光宗泰昌一朝和熹宗天啟初年，至于崇禎一朝，其實自孫承宗于崇禎四年離開中樞之后，“東林黨”對朝廷的影響力便幾乎為零，根本無法與天啟初年“眾正盈朝”的大好形勢相提并論。崇禎年間換內(nèi)閣輔臣更換之頻繁如走馬燈一般，但“東林黨”人卻再也無緣于權力的游戲，幾個比較大影響力的人物全部在南京陪都坐冷板凳，處于半下野狀態(tài)。

最后，作為被閹黨迫害而羅織捏造出的“東林黨”，的確并非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但是以“東林有小人”為緣由而為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鳴冤平反的就是無知無畏了。保守主義者的右翼史觀可能對“東林黨”人有些理想化的描述，在史料選擇上有些偏袒。但現(xiàn)在這種對“東林黨”人懷有某種陰暗企圖的極端妖魔化就是徹底的歪曲甚至是“發(fā)明”歷史了。

而所謂文官“奴性”就更是胡說八道。自古以來殉國盡忠者從來都是讀書人居多，而自唐宋以來很捐軀沙場的將領也都是文官出身。至于到了甲申國變之后，被現(xiàn)代一些人批判為“奴性”的文臣之中也有著以倪元璐為首的幾十位大臣從容赴死。

明毅宗確實說過“然皆諸臣誤朕”的話，但是這一句的前面卻是這位末路英雄的懺悔:
“朕涼德藐躬，上千天咎……”

首先，我想質(zhì)疑一下提問，至于前兩部確實黑了東林黨，但是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又哪里在為閹黨翻案？我看這本書中基本上都是在痛斥閹黨，而對于東林黨，沒有黑，也沒有贊成，贊揚了其中的一部分人，也不滿了其中的一些事，準確來說，確實不失公允。

接著，我想說一說我對東林黨的了解，他們是一群在朝中得不到重用的士人，把自己得不到重用的原因歸咎于奸人把持朝政，朝綱不清，又把這些觀點傳授給一代又一代人的一群書生。而反對的奸人，就是一開始的齊、楚、浙三黨，和后來的天啟閹黨。

在天啟年之前的東林黨，我認為是純粹的東林黨，一幫雖然自命不凡，雖然也參雜利益，雖然也有虛偽狡詐，但是總體來說是一心為了朝堂社稷的人。但他們做法最大的問題在于，把人一棒子打死，覺得現(xiàn)在的一切都是錯的，就應該讓他們東林黨去制定一切規(guī)矩，從而引發(fā)了一系列的黨爭，反而使得朝廷更加不得安寧。

天啟初年的東林黨是全盛時期的東林黨，從楊漣搶回了木匠朱由校開始，他們就已經(jīng)站在了這個帝國的高峰，說起來，他們的目的已經(jīng)達到了，接下來應該是重扶朝綱，匡扶社稷，而憑其中的楊漣、左光斗、黃遵素等人，也是可以使朝廷往好的方向發(fā)展的。但其中出現(xiàn)了一個破綻，汪文言。

總的來說，汪文言不是一個壞人，他有底線，有能力，但是他不干凈，從而讓閹黨找到了突破口，一舉讓東林黨落下了政治的舞臺，而后來的東林六君子，七君子，其實就是東林黨最后的堅持，在這之后，亦無東林！

都是士商大伐，而且還都是江浙滬的為主，其他的如徽黨，晉黨，楚黨等被東林打壓清理只能和閹黨合作在一起。對于皇帝而言閹黨是忠誠的，東林一黨獨大會危機君權所以沒有打壓任其發(fā)展抗衡東林，這本事帝王全術的平衡。沒想到傻乎乎得崇禎一來就要弄死閹黨。在明末國庫沒錢讓捐錢，那時候基本都是東林人，一毛不拔，最后李志成入京這幫渣渣搶著拿錢換平安沒想到全部都洗劫一邊，痛快。

感謝邀請，無常的小跟班很高興參與這個問題討論。我給簡單粗暴分析一下。

1，大明一朝276年，大部分時期都是中央財政沒錢啊，越到后期朝廷越?jīng)]錢，尤其到明后期連基本軍餉發(fā)不起。為什么朝廷沒有錢？？因為稅收收不上來。為什么稅收制度不合理？？因為稅收制度是既得利益制定的。誰是既得利益者？？當然是以東林黨為首江南豪紳們。

2，當剝削到了零點的時候，正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末的天災就是那個星星之火，李自成就是那個壓垮明王朝一根稻草。

3，滿清注入中原后，為什么對江南大肆清洗。因為財富就在江南啊。滿清當然是為了錢哈！因為多爾袞這個蠻子，可不吃東林黨那一套。

4，當一群餓狼看到一群肥羊的狼會怎么想？？？

無疑滿清就餓風了狼，東林黨為首豪紳就是養(yǎng)肥羊。最諷刺的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東林黨，是以較為正直的中下層官吏為主，因反對皇帝、太監(jiān)和內(nèi)閣的弊政逐漸走到一起形成的政治集團。

東林士人基本都是清官，基本都出身于中小官吏家庭，他們所代表的是中產(chǎn)階級和貧民的利益。并不是現(xiàn)代一些人所說的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個個富得流油卻抗拒商稅想，導致明朝國庫無錢，導致明朝滅亡。”相反，他們的對立面是大商人，他們才是代表大商人的利益。

明朝皇權極強，皇權所派生出的宗室，外戚，宦官等利用特權大肆兼并土地，與民爭利。皇親國戚不用交稅，內(nèi)閣大臣逃稅，東林黨人建議少給皇親國戚賜地，要向富商豪紳收稅，從而減輕百姓負擔。

因此，東林黨人應是晚明政治中難得的一股清流。卻無奈國家大勢已去。

河南周口有哪些歷史名人？

周口是中國厲史上第一個皇帝和最后一皇帝出生和生活的地方，第一個皇帝是人皇伏羲氏，在淮陽植桑種田，結網(wǎng)捕魚是華夏農(nóng)耕文明的發(fā)源地。最后一皇帝是袁世凱，出生在項城！

人類始祖太昊付羲氏都宛丘（今淮陽縣）；

中國女神女媧氏都西華；

炎帝神農(nóng)始都陳（今淮陽縣）；

古代先哲，世界100名人之首的道家鼻祖老子（名李耳），生在苦縣（今鹿邑縣）；

中國杰出易學家陳摶亦生在鹿邑縣；

中國封建王朝最后一個洪憲皇帝袁世凱生在今項城市；

著名的抗日將領吉鴻昌生在扶溝縣

周口有不少名人，這里介紹3位將軍，以出生年月為序。

△吉鴻昌(1895—1934)，河南省周口扶溝縣人，1932年秋入黨，愛國將領。

1913年入馮玉祥部，屢立戰(zhàn)功，升至軍長。1930年9月，任第22路軍總指揮兼第30師師長，因?qū)Α皣恕奔t軍態(tài)度消極，被解除兵權，強令其出國“考察”。1932年1月回國后，聯(lián)絡發(fā)動舊部，組織武裝抗戰(zhàn)。1932年秋秘密入黨。1933年5月任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兼察哈爾警備司令，率部攻克康保、寶昌、沽源、多倫四縣。1934年5月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南京當局密令刺殺。同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被軍統(tǒng)特務暗殺受傷，法租界工部局以殺人嫌疑為由將其逮捕，引渡給北平軍分會。11月24日被殺害于北平陸軍監(jiān)獄。

他是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

△方中鐸（1912—1986），河南省周口沈丘縣人，1936年入黨，開國少將。

抗戰(zhàn)時期，任山西臨汾八路軍辦事處學兵大隊中隊長，河南確山縣竹溝鎮(zhèn)教導大隊大隊長，新四軍游擊支隊第3團政委，第6支隊2總隊政治部主任，抗大第4分校教育長，八路軍第4縱隊6旅18團政委，新四軍第4師政治部保衛(wèi)部部長，第3師8旅24團政治處主任，第4師12旅43團政委。

解放戰(zhàn)爭時期，曾任華中野戰(zhàn)軍第9縱隊77團政委，華東野戰(zhàn)軍第2縱隊5師14團政委，第5師政治部主任，政委，第三野戰(zhàn)軍31軍政治部主任。

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華東軍區(qū)空軍政治部主任，華東軍區(qū)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后勤部副政委，舟嵊要塞區(qū)副政委，上海警備區(qū)副政委，江蘇生產(chǎn)建設兵團副政委等職。

1961晉升為少將軍銜，1986年2月1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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